经鉴定，该鹦鹉系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Ⅱ的绿颊锥尾鹦鹉(人工变异种)。
又如，在损害社会制度法益的情形中，由于相互联系的规范系统在发挥作用之后，一般的局部情况的突变难以使整个制度发生变化，(49)所以，单一的侵害行为通常不会影响整体制度的有效运行。(37)这与保护集体法益的宗旨完全吻合，并且也符合人本法益观的基本设定。
总之，主张应将集体法益还原为个人法益来理解，否则，集体法益就不具有正当性的看法并不合理。[德]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吴亚可：《当下中国刑事立法活性化的问题、根源与理性回归》，《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5期，第104-107页。可以说，法益论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然而，如果被非法经营的对象是烟草、食盐、粮食等物品，那么，由于非法经营行为并不会直接危害到个人的生活利益，反而有可能对个人有利，所以刑法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护集体法益。
(二)对集体法益犯罪的司法异化的理论矫正 对于集体法益犯罪的司法异化现象，目前已有学者主张，在集体法益的保护中嵌入个人法益因素以作为刑法保护集体法益的门槛，即所谓的集体法益还原论思维。这说明，在这种情形下，每个人都只对自身的不法行为负责。第二种观点将动机错误与法益关系错误视为相对的概念，在判断效果上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从而导致动机错误说与法益关系错误说成为实质相同的观点。
(33)这都不是对法益关系错误说真正的说明和坚持。笔者对此二种观点皆不认同。⑩ (三)主观说的困境 依上所述，在伤害的支付对价错误案中，A对B说，如果B同意被轻伤，A将愿意支付1万元，但A事实上根本没有支付的意思，B被轻伤害后并没有获得预期的对价。然而，刑法并不是因为法益受到侵害才处罚欺骗者，而是因为这种侵害违反了被害人的意思。
(30)相反，如果该实习生进行的是需要相当专业技能的手术，或者如劣医案(手术有高度风险，于是患者拜托了医术高明的医生进行手术，但是，某医术拙劣的医生冒充医术高明的医生，取得了患者同意后实施了手术，结果手术失败身亡)那样，则病人的错误认识就与法益有关，同意无效。刑法保护这种交换自由，实际上就是在保护猛兽作为财产、在特定情况下所具有的保障人身安全的特殊的交换价值。
关于被害人受骗同意效力的判断，基本可分为主观说和客观说两类观点。⑥根据这一基本立场，阿梅隆认为：基于欺骗的承诺的场合，欺骗者实际上对被害人而言处于支配地位，通过技巧地操控被害人的价值体系，让其作出承诺处分法益的行为，这种承诺不是被害人自由和自律的决定。(21)然而，如前文所述，主观立场的诸观点有难以克服的弊端，而站在法益保护和罪刑法定主义的立场，阿梅隆所称的处罚漏洞和井田良担心的所谓负面效果并非不可接受。(34)对于入户的界定，2000年11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要求为实施抢劫、盗窃而入户，2005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条要求入户目的的非法性，即进入他人住所须以实施抢劫等犯罪为目的，2016年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2条要求要注重审查行为人入户的目的，将以侵害户内人员的人身、财产为目的，入户后实施抢劫的行为，认定为入户抢劫。
根据这一立场，在嫖娼抢劫案中，被害人因为没有认识到行为人入户后意欲实施抢劫的目的，或者说，被害人对行为人入户后意欲实施的行为的性质有错误认识，这种认识错误是与法益(住宅的平稳与安全)有关的错误，同意无效。这主要表现在紧急状态欺骗和博爱目的欺骗的场合，紧急状态欺骗如前述的猛兽伤人案，被害人对同意射杀的是自己的猛兽(财产法益)这一点并无错误认识。价值观说主张以被害人的价值观作为判断同意法律效力的标准。所谓任意性，是指被害人作出处分法益的决定时具有选择可能性，即同意是被害人自由的意思决定。
手术医生的人格、名字、长相本身、甚至资格，都不是伤害罪的构成要件所强调的属性。客观说中的规范的自律性说以规范立场上的个人的自律性决定作为判断任意性的标准，难说明确。
(4)江湖医生欺骗发生性关系可以治好妇科病的情况下，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性质是一种侵犯法益的行为而不是治疗行为，或者说，被害人误认为自己患病的性利益可以通过发生性关系好转，而事实上不可能好甚至更糟，这种情况下，被害人因为受骗而产生的错误认识，是对处分法益行为的性质的错误认识，是与法益有关的错误，因而同意应属无效。最后，关于客观真意说。
(14)与法益关系错误说相关的一种学说叫做动机错误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承诺中的意志瑕疵通常能使其失去正当化的效力，但并不是作出承诺时伴随的任何错误认识，均可排除正当化事由。因为受骗而对法益的积极交换价值(客观保护价值)产生错误认识的同意也无效，这当中包含对交换自由的保护。但是，人身法益不能也不应成为财产法益的交易对象，换言之，对物的交换价值不是人身法益的基本属性。⑥参见[日]须之内克彦：《刑法におけゐ被害者の同意》，成文堂2004年版，第108-109页。有学者认为动机错误说是介于全面无效说与法益关系错误说之间的一种折中观点，认为如果出现欺骗而引发的动机错误是决定性的动机错误时，承诺无效。
付立庆教授也将这一观点称为修正的法益关系错误说、自由意志说或者任意性说。主观的自由意思丧失说力求通过实质地考量被害人同意的动机、目的，根据其价值观来判断同意是否符合其真实意思，与下述求诸公式化判断标准的主观真意说，似有不同，但实质神似
伪装搜查案(行为人冒充执法人员，获得被害人同意后进入房间实施侵害行为)中，在面对公务活动时，被害人愿意以自己住宅的平稳和安全受损，来换取公务活动的顺利进行，从而对自己住宅的平稳和安全的客观保护价值作了较低评价，因此对法益的客观保护价值产生了错误认识。在这些情况下，如果认为不存在法益关系的错误，因而被害人的同意有效，欺骗者不需要对财产损失和身体伤害负责，显然并不妥当。
但聚焦于同意的效力判断结果，二者的主张并无实质不同，只是全面无效说将无效的原因归诸欺骗，而阿梅隆将无效的原因归诸对被害人价值体系的操控。在猛兽伤人案中，被害人欲以自己的财产受损(杀死猛兽)来换取他人的人身安全(免遭猛兽袭击)，然而事实上猛兽根本未脱离控制，这种动机上的欺骗便侵犯了被害人的交换自由，刑法不应放弃对这种交换自由的保护。
阿茨特的法益关系错误说以刑法只保护存在状态的法益为立论基础，导致在紧急状态欺骗和博爱目的欺骗的场合，对同意效力的判断结论违背国民法感情。许可权应该仅限于对象同一性(即许可谁进入)的认识，只要被害人没有发生对象同一性的认识错误，就不应当认为入户行为侵犯了被害人的入户许可权。大火烧车案(31)中，面对被困于车中濒临死亡的同类，一般人都会选择冒着人身危险施以援手，被害人受骗后欲以自己的人身危险换取他人的人身安全，然而车中事实上只有一只宠物狗，因此属于对法益的积极交换价值发生了错误认识。根据我国《刑法》第234条之一的规定，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成立以器官供体的同意为要件，因此，对于获得被害人有效同意的行为人，其行为仍构成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
在不存在法益关系的错误，但同意的作出无法被规范地评价为自由意思的表达时，即同意欠缺任意性时，同意也无效。（一）被骗同意发生性关系中，同意是否有效 被骗同意发生性关系，可以发展出以下几种类型：(1)行为人冒充妇女丈夫，与该妇女发生性关系。
因此，对作为法益性依据的属性或者效用存在正确认识，是有效同意的前提。在嫖娼抢劫案中，行为人见被害人在街上招嫖，便生抢劫之念，于是随被害人进入房间嫖娼完毕后实施了抢劫行为。
因为受骗而对法益的积极交换价值(客观保护价值)产生错误认识的同意也无效，这当中包含对交换自由的保护。性的自我决定权包括是否实施性行为和与谁实施性行为。
但对于非法应如何认定，却未作规定。(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5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25页)。例如，在财产法益中，被害人也许对作为法益物质载体的物本身是有认识的，但如果没有认识到该物的效用或者价值，没有认识到作为财产法益之根据的使用价值，就不能认为存在有效的同意，因受骗而误将有用的物件认为是无用的物件，或者误将价值昂贵的财物误认为是价值低廉的财物，都只能是无效的同意。(37)参见2005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条。
被害人因受骗而同意具有非法目的的行为人入户的情况下，该错误虽属动机、目的错误，但与法益相关，根据法益关系错误说，同意无效。在承诺的法律效力的判断上，阿梅隆提出：从传统的观点上看，自由与自律并不具有目的性，其本身即是价值所在，在被害人承诺的场合，这种自由与自律被被害人用来追求特定的目的。
⑩参见[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4页脚注。(17)这并不意味着被害人的主观任意性，而是一种客观的法的评价，是立足于规范基准的判断。
另一种类型是关于执法行为的错误。区分一般动机和决定性动机的标准并不明确，事实上，导致被害人作出了处分法益的意思决定的动机，都可谓重大动机，结局只能是所有的动机错误都可以导致同意无效，动机错误说实质上等同于全面无效说。
